一、病例概况

患者女性，32岁。2024年6月因“排便习惯改变伴下腹痛”就诊，既往无显著病史。腹部增强CT、盆腔MRI及结肠镜活检证实为降结肠腺癌伴肝转移，临床分期cT3N2M1a（AJCC第8版）。

免疫组化提示错配修复功能完整（MLH1、MSH2、MSH6、PMS2均阳性），HER2评分为1+。治疗前对原发灶行1021基因panel二代测序（NGS）：肿瘤突变负荷低（TMB-L，1.846 muts/Mb），KRAS、NRAS、BRAF均为野生型，而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呈扩增状态，估算基因拷贝数约18.4。

二、诊疗经过

一线治疗

2024年7月起，患者先接受1周期CAPOX方案（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随后转为FOLFOX（奥沙利铂+亚叶酸钙+氟尿嘧啶）联合西妥昔单抗，共7个周期。一线最佳疗效为部分缓解（PR）。然而2024年11月复查时，影像出现疾病进展（PD）——肝转移灶较前增大，疗效评估由PR转为PD。

二线治疗

2024年11月20日，二线方案启动：FOLFIRI（伊立替康+亚叶酸钙+氟尿嘧啶）联合贝伐珠单抗。3个周期后（2025年1月）影像评估为疾病稳定（SD），但血清肿瘤标志物已较前升高。

2025年1月3日，在继续FOLFIRI联合贝伐珠单抗的基础上，加用高选择性口服MET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赛沃替尼，300 mg每日一次），于第4~11个周期联合给药（术前第11周期暂停）。治疗期间患者出现3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及1~2级恶心呕吐，遂按血液毒性管理原则减量：伊立替康由280 mg/d降至240 mg/d，氟尿嘧啶静脉推注由600 mg降至500 mg，24小时输注由1900 mg降至1700 mg（第1、2天，每2周一次）。2025年4月与6月的影像评估显示肝转移灶持续缩小，疗效达到部分缓解（PR），肿瘤标志物随之回落——疾病由“不可切除”转化为“可切除”（图1）。

图1. 患者全程治疗经过与影像变化。(A) 治疗时间线。(B) 各时间点腹部CT/MRI影像。

手术与术后病理

联合治疗满11个周期后，2025年7月患者接受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并联合左肝外叶及肝转移灶切除。术后病理回报：降结肠中分化腺癌，残留肿瘤细胞限于黏膜下层，按AJCC第8版肿瘤退缩分级（TRG）评为1级；仅见单个肿瘤细胞或小簇残留，ypT1N0（送检15枚瘤周淋巴结均阴性，0/15），无脉管及神经侵犯，评为ypN0。而更为彻底的是，切除的肝转移灶内可见广泛治疗后坏死，已无法辨认存活肿瘤细胞——病理接近完全缓解（near-pCR）。

研究团队还对切除的原发灶做了肿瘤知情的残留病灶（MRD）检测：1238基因panel、匹配外周血白细胞，肿瘤细胞含量约10%、平均测序深度1897×。结果未检出任何体细胞变异，MET扩增亦未在治疗后标本中检出（图2）；但因未锁定到可供后续血浆ctDNA追踪的患者特异性体细胞变异，作者明确指出，这一结果不能据此判读为“MRD阴性”。

图2. 全程血清肿瘤标志物动态。CA125、CA199、CEA在治疗启动后整体快速回落；其中CEA与CA199在病程中一度小幅反弹，随后再次降至接近正常并维持。

术后与随访

术后患者接受4周期FOLFIRI联合贝伐珠单抗±MET抑制剂辅助治疗，随后转为2周期卡培他滨+贝伐珠单抗±MET抑制剂维持。2026年2月随访影像出现新发肝脏异常，经多学科讨论，判定为异常灌注/局灶性脂肪浸润，而非复发。截至2026年7月（术后约12个月），尚未经影像学证实复发。

三、这例病例的价值在哪里？

把这例病例单独拎出来讨论，不在于它“结果亮眼”，而在于它同时照见了几个临床上真实存在、却常被一笔带过的问题。

第一，罕见分子亚型的真实样貌。新发MET扩增在转移性结直肠癌中发生率不足3%，属于罕见但可能致病的分子变异，与治疗耐药、肿瘤侵袭和转移相关。这例患者恰好年轻、KRAS/NRAS/BRAF全野生型——既有理由在一线使用以EGFR为基础的治疗，又携带一个能解释后续走向的“冷门”靶点，基因检测在其中的价值不言而喻。

第二，“不可切除”并非永久状态。经过系统治疗，这例患者的肝转移从初始不可切除转化为R0切除，术后病理接近完全缓解。这是转化治疗最朴素也最硬核的胜利：影像上的PR，最终要落到手术台和显微镜下才算数。

第三，影像稳定不等于万事大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在加用MET抑制剂之前，二线FOLFIRI联合贝伐珠单抗已让影像达到SD；而肿瘤标志物却在联合治疗启动前后不降反升。作者没有回避这个“反向指标”，而是据此讨论了联合方案在控制深度与持久性上的可能增益。影像SD但标志物抬头，究竟是早期预警还是单纯波动，本身就值得临床警觉。

第四，也是最见功力的一点——作者反复强调“不能把功劳算在某一种药头上”。在这例非对照的个案中，FOLFIRI联合贝伐珠单抗本就已带来SD，后续的深度缓解既可能来自MET抑制剂的叠加效应，也可能来自化疗与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累积作用；术前活检仅取原发灶、肝转移组织不可得，无法证实肿瘤内/病灶间的时空异质性；MET扩增目前也缺乏统一的检测阈值与判读标准；随访仅约12个月，远不足以判断长期无复发生存与总生存。因此，文中把这一观察明确定位为“提出假说”，而非“证明疗效”，并需要在前瞻性、分子分型选择的研究中加以检验。

四、结语

这例病例最值得带走的，不是某个药物的名字，而是一种态度：面对罕见突变、年轻患者和转化机会，基因检测先行、多学科协作、敢于在二线叠加合理的靶向策略去争取手术机会；同时，对单个病例所取得的显著疗效保持克制，清楚哪些是看得见的事实，哪些只是尚待验证的猜想。它照亮了方向，但还不是答案。

参考文献Huang Y, Shu P, Gu S, Wen F, Wang X. Remarkable response to savolitinib plus chemotherapy and bevacizumab in second-line treatment of MET amplified colon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Front Oncol. 2026;16:186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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