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管癌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中国作为食管癌的高发地区，拥有全世界近一半的食管癌发病和死亡病例。由四川省肿瘤医院韩泳涛、冷雪峰教授团队牵头开展的SCIENCE研究是全球首个针对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鳞癌（ESCC）新辅助治疗的三臂、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该研究在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以最新突破摘要（LBA）形式重磅发布，是中国食管癌围术期诊疗研究走向国际前沿的标志性成果。SCIENCE研究创新性地采用新辅助化疗联合信迪利单抗、新辅助放化疗联合信迪利单抗、新辅助放化疗三臂头对头随机对照设计，聚焦可切除局部晚期ESCC新辅助治疗最佳模式这一核心争议，同时探索了ctDNA作为治疗应答早期分子标志物的价值，为该领域治疗模式选择与精准诊疗提供了高级别循证医学依据。

基于此，《肿瘤瞭望消化时讯》特邀冷雪峰教授进行专访。冷雪峰教授围绕病理完全缓解（pCR）在新辅助治疗方案选择中的临床价值、现阶段临床决策的考量因素以及ctDNA从疗效相关性走向临床决策落地仍需跨越的障碍等核心话题分享了真知灼见，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与前沿视角。以下是访谈的精彩内容整理。

冷雪峰教授深度解读pCR临床价值、新辅助决策多维考量及ctDNA决策落地障碍，助力食管癌精准诊疗实践

冷雪峰教授

pCR无疑是评价新辅助治疗疗效的重要指标，但治疗方案的选择不能仅以pCR为依据。所谓pCR，是指手术切除后在原发肿瘤和区域淋巴结中均未发现存活的肿瘤细胞。它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治疗对肿瘤的清除程度，也是我们在长期生存数据成熟之前观察疗效的重要窗口。然而，我们需要区分两个关键点：一方面，患者达到pCR通常提示预后较好；另一方面，治疗方案提高pCR率是否一定能带来长期生存改善，仍需研究验证。因此，二者不能简单划等号，即使是未达到pCR也不意味着患者未从治疗中获益。目前，SCIENCE研究已经观察到三种新辅助治疗模式在pCR方面存在差异，这为我们理解不同新辅助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现阶段，我们仍需结合后续的无事件生存期（EFS）和总生存期（OS）结果来判断这些病理缓解差异能否转化为切实的长期生存获益。

此外，从外科医生的角度出发，我还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完整切除的可行性（R0切除率）。需要综合评估肿瘤侵犯范围、区域淋巴结状态以及与周围重要结构的关系等，判断新辅助后是否具备根治性切除条件；第二，治疗全过程的安全性。既要关注新辅助期间的毒性反应，也要关注患者能否按计划接受手术、围手术期风险如何、术后恢复是否顺利。只有能够安全完成全程治疗，病理缓解的优势才有临床意义；第三，患者自身条件与治疗意愿，包括心肺功能、营养状态、合并疾病、对治疗的可及性、经济负担以及对治疗强度、手术时机的接受程度等。

总体而言，pCR是方案评估中的重要一环，但并不是治疗方案选择的最终答案。我更关注的是，该方案能否让患者安全、顺利地完成全程治疗，并最终获得更长的生存时间和更高的生活质量。

冷雪峰教授

这确实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我们虽然能够相对较早地评估患者的治疗耐受性、手术可切除性以及初步疗效，但要准确预测某位患者更适合哪一种具体的新辅助治疗方案，仍缺乏经过充分验证的工具。

在治疗前，我们需要厘清两个核心维度：“肿瘤特征”与“患者状态”。前者涵盖准确的分期、局部侵犯程度、淋巴结转移及负荷情况等；后者则包括患者的体能状况、心肺功能、营养状态，以及是否存在相关治疗的禁忌证等。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制定治疗目标和评估风险，但尚不足以精准判断肿瘤对哪一种方案更敏感。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会动态监测患者的症状缓解情况、营养及体能变化，并结合影像学检查。有条件的还会联合PET-CT、PET/MRI及ctDNA等前沿指标进行综合评估。但必须明确的是，吞咽困难改善或影像学上的肿瘤缩小，并不等同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这需要多维度的综合判断。

因此，我认为目前最缺乏的依然是能够真正指导方案选择的决策信息。仅仅知道某类患者总体预后不佳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明确对于这类患者，选择A方案、B方案还是C方案能带来更多生存获益。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决策才具备真正的临床价值。此外，对于早期治疗反应不理想的患者，我们需要通过前瞻性研究来回答：是调整方案、增加治疗强度，还是及时转为手术，哪种策略能最终改善患者结局。

未来，我更期待将临床分期、影像学、组织标志物以及血液中的动态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经过多中心验证、且临床“用得起、等得起”的决策工具。作为外科医生，我们在追求更佳肿瘤退缩效果的同时，始终要守住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机会。

冷雪峰教授

ctDNA简单来说就是肿瘤细胞释放到血液中的DNA片段。其吸引力在于我们有机会通过反复抽血这种相对微创的方式，动态监测治疗过程中肿瘤的分子变化。在SCIENCE临床研究中，ctDNA的动态变化已经表现出与病理缓解的相关性，这提示它具有潜力，能够为我们提供影像学之外的另一维度的疗效信息。但是，从“疗效相关性”走向“可根据此改变治疗”，这中间还需要一些关键的验证。

需要强调的是，ctDNA未检出不等于体内没有肿瘤，也不能直接等同于pCR。因此，目前我们绝不能仅凭ctDNA阴性就取消手术或缩小手术清扫范围；同样，ctDNA持续阳性，也不能单独作为放弃根治性手术或更改治疗决策的理由。未来要让ctDNA真正落地于临床决策，我认为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准确性问题。当体内残余肿瘤极少时，ctDNA可能检测不到，同时还需排除非肿瘤来源的信号干扰，避免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误导决策。

第二，标准化问题。我们需要统一操作规范：何时抽血、采用何种检测平台、如何定义“ctDNA清除”，以及对于治疗前ctDNA本就检测不到的患者，我们该如何解读和判断——这些都亟待明确。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临床获益的验证。我们需要通过前瞻性的干预性研究来证明：基于ctDNA结果调整治疗，确实能让患者得到生存获益，或者至少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治疗毒性。此外，检测费用、报告周期等卫生经济学因素也必须纳入考量。

总体而言，我对ctDNA的应用充满期待，希望其最终能成为帮助临床“做对选择”的有力工具。但从性价比等现实因素出发，我们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加便捷、实惠的检测手段问世。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检测技术的迭代与高级别临床证据的积累齐头并进。

冷雪峰 教授

四川省肿瘤医院

胸外科副主任/一病区主任

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副研究员，研究生导师

日本国立癌症中心访问学者，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省卫健委高层次人才

荣获美国AATS Thoracic Surgery Fellowship Program

国家卫健委第44期中日笹川医学奖学金

首届“人民好医生·金山茶花计划”杰出贡献奖（食管癌领域）

CSCO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全国“35 under 35”最具潜力青年肿瘤医师之一

日本食管学会（JES） 会员

中国抗癌协会 青年理事

四川省抗癌协会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 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