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2~24日，2024年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肝癌峰会在荷兰的鹿特丹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行。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们探讨了最新的肝癌护理策略，包括最常见的两种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癌）的发病机制方面的最新进展，并讨论了这些原发性肝脏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最新技术。本文精选3篇肝癌相关临床研究，与您分享。

血糖和糖尿病作为晚期肝细胞癌全身治疗预后因素的评价

【摘要号：PO1-03-YI】

Evaluation of glycemia and diabetes as prognostic factors in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reated with systemic therapy

第一作者：Antonio Acquaviva，马焦雷慈善大学医院（Azienda Ospedaliero-Universitria Maggiore della Carità di Novara）

背景和目的：合并糖尿病的肝细胞癌（HCC）患者的生存期较短，且根治性治疗后肿瘤复发风险更高。根据欧洲指南和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分类，晚期HCC（aHCC）的系统治疗包括使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或免疫治疗。在这里，研究人员探索了血糖和糖尿病在接受系统治疗的aHCC患者中的预后作用，并在临床或实验室检查结果中寻找其他可能的预后因素，最后评估了治疗的主要不良事件（AE）的发生率。
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单中心研究，纳入了2008年3月至2023年9月期间接受一线系统治疗（索拉非尼、乐伐替尼、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或其他临床试验药物）的128例aHCC患者。3例患者失访。在HCC诊断、治疗开始和治疗暂停时收集临床和实验室数据（对于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在最后一次随访时收集）。对所有患者进行统计学分析，根据2022年BCLC预后分层进行重新分类。
结果：在随访期间，100例患者死亡，无患者接受肝移植，死亡发生率为0.06/月，中位生存时间为120个月（IOR 5.7~22.7）。在入选的患者中，36例（29%）在HCC诊断时已知患有糖尿病。115例患者在系统治疗开始时有空腹血糖水平的数据，其中22例患者的血糖水平>126 mg/dl。未观察到糖尿病与总生存期（OS）之间的统计学关联（率比[rate ratio，RR]=0.830；95%CI：0.523~1.316，P=0.427；图1）。同样，研究发现系统治疗开始时血糖水平升高（>126 mg/dl）与总生存之间无统计学相关性（RR=0.752，95%C1：0.438~1.291；P=0.300）。在Cox比例风险模型中，实验室参数中，显示为早期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如下：谷丙转氨酶（ALT）升高（>2倍正常上限）和总胆红素（>1.5 mg/dl），血小板计数>60 000/μL，血红蛋白>10 g/L，以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3。
所观察到的导致暂时或最终停止治疗的主要不良事件包括手足综合征、疲劳、厌食、腹泻、肝脏生化改变。无患者因高血糖停止治疗。
结论：本研究表明，在接受系统治疗的aHCC患者中，高血糖和/或糖尿病与OS之间缺乏相关性，即OS不受合并症糖尿病和（或）高血糖的影响。而在临床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其他实验室检查结果，如ALT水平和NLR，与研究人群预后较差相关。

图1. 糖尿病与OS之间的关系

在HCC管理的临床实践中，对2022年版BCLC肝癌分期指南的应用有所改善

【摘要号：PO1-04-YI】

Improved handling of BCLC 2022 update in the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linical practice

第一作者：Eleonora Alimenti，Foundation IRCCS Ca' Granda Ospedale Maggiore Policlinico

背景：BCLC肝癌分期和治疗指南于2022年（BCLC 2022）已经更新，与2018年版本（BCLC 2018）相比，BCLC 2022在肝细胞癌（HCC）患者的治疗策略上，给予了更高的灵活性和具有多学科决策过程的定制化管理。
本研究旨在评估与BCLC 2018相比，日常临床实践中遵循BCLC 2022的能力，以及对患者总生存期（OS）的影响。
方法：研究人员回顾性评估了806例前瞻性入组（2006~2022年）的新发HCC患者的数据，患者的BCLC分期情况如下：571例为0~A期、133例为B期、85例为C期和17例为D期。一线治疗由多学科小组（MTD）根据更新的推荐和指南进行讨论。对所有患者随访至死亡或随访结束。
结果：总体上，日常实践中，遵循BCLC 2018的比例为50%，遵循BCLC 2022的比例68%，就HCC所有阶段而言，具体如下（BCLC 2018 vs. BCLC 2022）：48% vs. 71%为0/A期（P<0.001）；50% vs. 61%为B期（P=0.06）；59% vs. 59%为C期（P=NS）, 74% vs. 74%为D期（P=NS）。BCLC 0/A期患者中，131例（32%）采用TACE治疗，根据BCLC 2022，TACE为二线治疗选择。BCLC B期患者中，5例（6%）接受肝移植治疗，10例（12%）患者进行了系统治疗，而这些治疗在目前被认为是经选择的BCLC B期患者的治疗选择。
遵循BCLC 2018建议的预期生存率在遵循BCLC 2022更新后保持不变，2年时的生存率分别为74.5%和75.2%（P=NS），5年生存率分别为41.4%和44.6%（P=NS）。
最后，根据BCLC 2022和BCLC 2018的“向上分期迁移”率相似（12% vs. 14%，P=NS），而根据BCLC 2022，“向下分期迁移”率较低（19% vs. 36%，P<0.001）。
总体而言，在BCLC 2022建议之外接受治疗的患者的2年生存率与根据更新算法治疗的患者没有显著差异（76% vs. 74.5%，P=NS）。在BCLC B期和BCLC C期患者中，向上分期迁移与较高的2年生存率相关（向BCLC B期迁移：93.5% vs. 60.6%，P=0.002；向BCLC为C期迁移：36.9% vs. 27.4%，P=0.01），而对于0/A期患者，在BCLC 2022建议之外治疗或根据BCLC 2022治疗的两组之间没有差异。
结论：临床实践中，主要是在早期阶段，对根据2022 BCLC HCC分期推荐的治疗策略的依从性更高，而且不会对患者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在中晚期阶段，接受根治性治疗可以提高HCC患者生存率。
表1. 纳入研究的患者的特征

二甲双胍、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和胰岛素对接受一线乐伐替尼或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的不可切除HCC患者预后的影响

【摘要号：PO1-06-YI】

Impact of metformin, statin, aspirin and insulin on the prognosis of unresectable HCC patients receiving first line Lenvatinib or Atezolizumab plus Bevacizumab

第一作者：Elisabeth Amadeo，圣拉斐尔医院

背景：在接受免疫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中，应用二甲双胍有导致更差的缓解率、总生存和无进展生存的趋势。
方法：研究人群包括来自意大利东部和西部地区确诊为HCC并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或乐伐替尼一线治疗的患者。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在分析中，根据患者是否使用伴随药物对其进行分层。
结果：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单抗组中，50例（16.5%）患者长期使用二甲双胍。在OS的单变量分析中，使用二甲双胍的患者与未使用二甲双胍的患者相比，其OS显著更短（HR 1.9，95%CI：1.1~3.2）。多因素分析证实，二甲双胍组患者的OS显著短于未使用二甲双胍组患者（HR 1.9，95%CI：1.1~3.1）。
在PFS的单变量分析中，二甲双胍组患者的PFS显著短于未应用二甲双胍组（HR 1.6，95%CI：11.0~2.6）。多变量分析证实，二甲双胍组患者的PFS明显短于未使用二甲双胍组（HR 1.7，95%CI：1.1~2.7；P=0.0147）。
二甲双胍组与非二甲双胍组的ORR和DCR无明显差异。
在乐伐替尼队列中，65例（15%）患者长期使用二甲双胍。二甲双胍组与非二甲双胍组在OS和PFS方面的差异无显著性。
结论：该分析揭示了使用二甲双胍与不利的负面预后作用相关，尤其是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