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位肿瘤科医生在国际肿瘤学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深思的叙事文章，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了一次照护被监禁临终患者的特殊经历。那位患者身患侵袭性强、广泛转移的癌症，病情一夜之间恶化，却不想谈疼痛或癌症——他只想和多年未见的妻子说话。当这位医生在监狱政策、照护伦理与共情之间艰难周旋，最终替他拨通了那通持续11分43秒的电话。

一、11分43秒：一通迟到了数年的电话

我人生中最长的一次电话，只持续了11分43秒。

那天早上，我见到了一位因侵袭性强、广泛转移的癌症住院的患者。他的病情在一夜之间恶化，疼痛加重，并新出现了意识混乱。我判断他的时间只能用天来计算，而其中意识清醒的窗口，只会更短。但他并不想谈自己的疼痛和癌症。他想谈他的妻子——不，他想和妻子说话。

他泪流满面，哽咽着恳求我们替他打个电话。我看了看门两侧的两名看守，他们移开了目光。

他在数周的住院期间，只被允许与家人通话一次。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妻子了。据称，人道主义释放程序在一个月前就已启动，但我知道，这类申请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根本不会获批。

有人或许会问，他为什么会在监狱里。按照我在医学院时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我没有去查阅他的犯罪记录。我发现，不去读那些记录，能帮我更专注地看见眼前这个人的需要。而在这一天，这个濒死之人唯一的心愿，是听到妻子的声音。

我曾犹豫，要不要冲进房间，用自己的手机替他拨通那个号码。如果手上有她的联系方式，我大概会自己打过去。但政策规定，被监禁患者的紧急联系人只能登记为监狱，我们没有任何家属的联系方式。即便患者明确表达了意愿，我们甚至不被允许让家属参与临终阶段的沟通。

取而代之的，是两名轮班看守。他们从不离开他的房间，即使在最敏感的医疗照护与谈话期间也是如此。他们对事态严重性的共情和尊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一位看守显然对身处医疗环境感到不安，用不停的说话来填补那沉重的沉默。

二、最深的孤独：身体可以被治疗，隔离的痛苦却不能

我必须承认，那一刻我的思绪很自私地飘向了自己。我想到与亲人相隔数千公里。但与我的患者不同，这份距离是我自己选择的——为了追求医学事业，我离开了家，这个决定我曾怀疑过上百次。正因如此，他想要与家人团聚的渴望，在我心里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我能够治疗他身体上的疼痛，却无法消除他在临终病榻上与亲人相隔的、那份被隔离的情感痛苦。目睹他的孤独，我几乎无法呼吸。

而他新出现的意识混乱与嗜睡，意味着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极短。一旦陷入谵妄，他将无法再与家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那天是周日。我知道，即便在工作时间，要联系上有决策权的官员，也可能需要数小时乃至数天。在拨通了钉在工作间墙上那张纸上潦草写着的八个不同分机、并向几名监狱雇员反复恳求之后，我终于联系上了一位主管中尉，试图冷静地解释整件事。他礼貌，但迟疑。

"我们通常不允许在周末打电话。"

我闭上眼睛，说："这个人快死了。他想和妻子说话，而我不确定，明天他的身体还能不能做到。"

一小时后，一名看守递给我一份与他妻子通话的紧急许可。我必须留在房间里，两名看守也一样。我深吸了一口气。作为一名住院医师，我已经习惯了主持照护目标讨论。可是，当我试着去想象，独自一人面对死亡、恳求能与配偶和家人通话是什么滋味时，他和妻子可能感受到的那种赤裸的绝望与无助，击中了我。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为照护目标讨论添上的另一层悲伤与焦虑。

三、"我想见她，然后我就走"：照护目标之外的目标

我试图把医院的电话递给他。手铐太短了，他无法把电话举到脸边，于是我替他拿着。电话响了很久，我开始以为她不会接；绝望一点点爬上了他的脸。

"是你吗？你还好吗？"

听到她的声音，他崩溃大哭。"严重到他们都让我给你打电话了。"我很惊讶——我们那天早上并没有告诉他，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什么地步。他泣不成声，示意我替他解释。我向她说明了医疗情况，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

她说,"我爱了他四十五年。等他走的时候，我只希望他能平静地走。"

我轻声地提议，将他的抢救代码状态转为"不尝试复苏（DNAR）"。他开口了，声音破碎："再过几周。我只想见她。然后我就走。"我沉默着。我确信他活不了那么久，却无法亲手击碎他的希望。

他的妻子向我道谢，似乎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你们可以继续聊，"我告诉她。尽管我拼命克制，声音还是哽咽了，我补了一句："想聊多久都行。"

他们的声音因悲伤与绝望而嘶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爱你"，仿佛想不起任何其他的话。那是一种向宇宙发出的恳求，是无法接受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有机会说出这些话；是一种绝望的祈祷，祈祷有人、任何人都好，能推翻癌症这份终身的判决，哪怕再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到最后，没有什么念头、什么情感比这更重要。这是一种确认——所有的艰难都值得；即使分离多年，他们的感情仍在；他们始终不渝地感激彼此为伴的这段关系，以及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

我跪在床边，盯着墙上的凹痕，终于还是输给了眼泪，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那位更敏锐的看守，坚定地盯着天花板。离开房间时，我确实注意到，他的眼睛和我一样湿润。而那位健谈的看守，幸好沉默了。

我的眼镜起了雾，我庆幸口罩遮住了鼻涕。他的声音渐渐变弱、变疲惫。他的妻子问，明天是否还能通话。我向她保证，我们团队会尽一切努力去促成，可我并不知道这是否真的能够做到。看守们体面地移开了目光。

我把医院电话还给护士，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做了一件好事。"

离开时，我没有感到丝毫自豪或满足。当然，他和其他被监禁的患者，或许因其行为而理所应当地失去了自由。但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剥夺家人陪伴所带来的慰藉，似乎比失去自由本身，还要残酷。照护被监禁的患者，常常伴随着情感与伦理上的复杂。因为我们同样会照护犯罪的受害者，两种身份的重量会在同一间病房里相撞。如何在监管安全与临终照护之间取得平衡，是这类照护中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