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北京大学消化肿瘤论坛暨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CGOG）第十五届年会神经内分泌肿瘤（NET）专场，《肿瘤瞭望消化时讯》特邀该专场主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李洁教授深入剖析NET诊疗核心挑战与未来方向。现将专访精华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专家简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1993年工作至今一直从事消化系统肿瘤的内科综合诊治与临床研究，参与数十项国际或国内新药临床研究。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Abramson肿瘤中心做访问学者，西班牙巴塞罗那和美国UCLA接受短期相关专业培训。

现为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学专委会常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神经内分泌瘤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神经内分泌肿瘤分会常委。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能否结合您在临床与科研中的经验，谈谈当前神经内分泌肿瘤领域最亟待突破的诊疗瓶颈是什么？本次专场在议题设置上如何体现对这一瓶颈的回应？

李洁教授

神经内分泌肿瘤虽属罕见疾病，但近年来，随着诊断技术的进步和临床重视度的提高，其报告发病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例如，本次专场会议展示的流行病学数据中，阑尾NET发病率的增长曲线就十分令人震惊。会后讨论也指出，这种增长很可能源于技术进步和认识提升。以我们自己及郑大一附院的样本数据为例，所有病例最初均因急性阑尾炎就诊并行手术，术后病理检查才确诊为阑尾NET。这提示我们，过去急诊阑尾切除术后，标本可能未常规送病理检查；而如今常规的病理检查，则能发现更多微小病灶。因为仅凭肉眼观察，这些病灶可能仅表现为急性炎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病率“增加”的现象，也凸显了提高对该肿瘤的认识、加强病理检查以发现更多病例的重要性。

值得强调的是，这类肿瘤（尤其早期发现的）通常生物学行为良好。根治性切除后，多数患者无需额外的抗肿瘤治疗，且复发转移风险极低，定期随访即可。

本次会议，包括上午的大会专题，均聚焦基础与转化研究。这提示我们，对于NET，同样需要深入思考其研究方向。结合多位专家的报告，以及我国患者基数庞大的独特优势，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系统性地收集和整理这些相对少见的病例？我个人建议是分门别类地规划建立不同队列，依据其不同的生物学行为特征，寻找研究突破口。例如，同为胃部上皮来源肿瘤，胃神经内分泌癌（NEC）与胃腺癌有何异同？其自身有何独特之处？再如，同为“小细胞癌”，NEC中的小细胞类型与小细胞肺癌在发病机制或治疗靶点上是否存在共性？尽管生物学行为各异，但跨瘤种间可能存在可借鉴的共通机制。

因此，我们应积极借鉴其他癌种的研究突破经验，思考如何将其应用于NET，以明确下一步治疗的切入点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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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主持“病理诊断与转化研究”环节时，强调了“从实验室到床旁”的转化价值。能否分享一个您团队近期在神经内分泌瘤精准诊疗中的转化医学案例？

李洁教授

我们在NEC领域与病理科的合作已有实践基础。例如，针对当前热门靶点CLDN18.2，我们已回顾性收集了神经内分泌肿瘤病例，并补充进行了CLDN18.2的免疫组化检测，初步观察到了其表达情况。

此外，对于小细胞肺癌中的靶点DLL3，我们也尝试在非肺来源（主要是胃肠道来源）的神经内分泌癌中进行了统计分析。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于病理学专业期刊。数据显示，胃肠道NEC中虽存在一定程度的DLL3表达，但其表达特征与SCLC存在差异。

开展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是探索现有靶向药物（如针对CLDN18.2或DLL3的药物）是否可能适用于此类患者群体，相关临床研究已经在逐步开展。这是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方向。

然而，我时常思考如何拓展研究思路？目前我们较多处于“跟进”状态——即国际上报道某个靶点后，我们迅速在自身队列中验证其表达或特征。这固然必要，但能否更进一步？我们亟需从更基础的层面入手，思考如何系统性地收集足够数量且质量可靠的样本（包括新鲜组织和石蜡包埋组织），并建立有效的筛选策略。

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需要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探讨。例如，在此前的交流中，我们邀请了病理科的孙宇教授以及专注于基础与临床交叉研究的协和医院陈原稼教授，共同探讨了未来的合作方向。我们期待后续能与他们以及基础实验室的专家们开展实质性合作。当前首要任务是明确研究思路，进而探讨具体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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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专场涵盖了病理、内科、外科等多学科议题。从您的视角看，未来神经内分泌瘤的诊疗模式将如何演变？例如，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新型靶向药物或免疫治疗是否可能成为改变临床实践的关键力量？您对该领域的青年学者有何建议？

李洁教授

神经内分泌肿瘤具有高度异质性，显著区别于其他消化道肿瘤类型。其复杂性体现在多个层面：病理诊断多样（例如，仅胃原发NET就可细分为三或四型），分化程度跨度大（从分化良好到分化极差），且涵盖多种组织学亚型（如NEC就包含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这种复杂性直接导致了治疗策略的差异化。

例如，对于生物学行为良好的NET，即使发生转移，也应积极采取局部治疗（如手术切除），以最大化患者获益。反之，对于高度恶性的类型，即便技术上可行，是否进行转移灶切除也需审慎评估。因此，从初诊阶段起，就需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包括：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转移范围、预后预期、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状态与期望、以及患者自身身体条件。基于此，制定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和全程管理计划，是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这充分凸显了多学科协作（MDT）的重要性。

我们现有的MDT团队涵盖内科、外科（含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介入科、病理科、影像科（含核医学）、放疗科及内分泌科等专业。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认为放疗在NET中作用有限，但近年其潜在价值逐渐被认识。然而，各专业介入的时机至关重要。一个高效、无短板的MDT团队是患者获得最佳结局的基础。

此外，原春辉教授还在会议中指出，人工智能（AI）在该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我们亦在探索如何利用AI辅助诊疗，例如：在转化研究方面，我们自两年前已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专家合作，探讨如何利用AI技术优化罕见NET的靶点筛选，以期在有限样本条件下取得突破。

最后，基于32年专注消化道肿瘤的临床实践，我深切体会到：年轻临床医生应始终牢记“治病救人”的核心使命，要时刻重视对患者的全程照护。这包括初诊时的精准评估、全程管理（尤其晚期患者），以及早期即整合支持治疗与营养治疗（而非仅在终末期考虑）。只有充分保障患者的耐受性，抗肿瘤治疗才能更有效。这要求医生必须深入临床，密切床旁观察，掌握患者第一手动态信息，方能实施最佳的综合治疗。在门诊面对家属咨询时，我常强调，我们治疗的是患者而非检查报告结果。晚期患者的功能状态至关重要——客观检查结果之外，医生对患者整体状况的直观判断（如耐受能力评估）以及治疗手段本身的创伤性，都要求我们必须将“人”的因素置于核心位置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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