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7月3~4日，2026年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新进展学术研讨会暨Best of CSCO 2026 China（BOC）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隆重召开。肿瘤瞭望消化时讯记者现场专访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秦叔逵教授，围绕本届BOC大会创新变革、肝癌诊疗迭代历程、中国科研力量全球价值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度对话，以下为专访实录。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我们特别注意到本次会议名称由既往的BOC/BOA修改为了BOC 2026，您作为CSCO的创始人，能否为我们介绍下本届大会与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及特色，具有哪些亮点内容？

秦叔逵教授

是的。今年大家能明显发现会议名称做出了调整，往年会议设置BOA/BOC双板块，今年统一命名为BOC 2026，这一调整是贴合行业发展现状，有着重要的意义。

CSCO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同为姊妹学会，互认互惠。十七年前，国内前往参加ASCO国际会议的临床医师人数较少，ASCO的前沿学术资讯无法及时传递到国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与ASCO协商，设立了Best of ASCO（BOA）会议，其目的就是浓缩ASCO大会的精彩学术内容，让无法亲临国际会场的国内临床医生、科研学者，能够快速、系统地知悉和掌握国际肿瘤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同时，ASCO作为顶级国际会议，规模庞大，参会人数可达四、五万人，数百个会场同步开展学术交流，即便国内学者能够亲临现场，也不能同时都参加，很难全面、系统地涉猎了解各相关专业的先进成果。而BOA会议可以将ASCO年会的核心进展整合梳理，让国内学者在两天的会议中摸清肿瘤学领域动态，高效地吸收前沿学术内容，助力临床与科研工作。

但是随着国内肿瘤学科的飞速发展，当下国内参与ASCO会议的学者越来越多，而会后各类媒体、企业和学者也会及时地宣传传递ASCO前沿资讯，国内未参加会议的学者获取过国际会议学术信息的渠道全面畅通，传统BOA单一的资讯搬运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因此我们对会议定位做出迭代调整。

本届BOC会议上不再局限于解读ASCO会议内容，而是全面覆盖上一届BOC会议后至今一整年的国际、国内临床肿瘤学的新进展，筛选重磅研究进行深度点评与系统梳理，与时俱进，学术内容更加新颖、全面、符合与会代表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健康中国”宏伟战略指引下，我国临床肿瘤学界在疾病诊断、临床治疗、科研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跨越式进步。我们不仅要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更要主动发出中国学术声音，杜绝“墙内开花，墙外香”。因此，本届BOC大会重点增设中国本土临床研究、诊疗创新成果的分享板块，集中展示国内肿瘤领域的突破与成果。

整体而言，今年BOC会议完成了全面升级，既保留了对ASCO核心先进成果的精简解读，更聚焦全年全球领域进展、深耕中国本土学术创新，打造更贴合国内临床需求、彰显中国科研实力的学术平台。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您亲历了肝细胞癌系统治疗从靶向药物单药时代，到靶免联合，再到双免疫方案在国内获批一线的过程。回望这条研发之路，您认为哪一节点是真正改写肝癌生存曲线的“分水岭”，为什么？

秦叔逵教授

我本人在本次大会的授课中重点回顾了肝细胞癌系统治疗的发展历程。有道是：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回顾发展历史，才能精准地把握当下、展望未来。过去二十年间，肝癌的诊断与治疗实现了突破性的跨越式发展。

2006年之前，全球肝癌治疗手段极为匮乏，临床上仅有支持对症治疗药物及部分传统中药，没有分子靶向药物和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方案，更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及联合治疗方案，晚期肝癌患者预后极差。2006年，索拉非尼的问世正式开启了肝癌分子靶向治疗时代，此后多纳非尼、阿帕替尼、仑伐替尼、卡博替尼以及雷莫西尤单抗等一系列大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相继获批上市，丰富了肝癌系统治疗的选择。

2017年，国外的两款PD-1单抗凭借优异的Ⅱ期临床研究结果，获得美国FDA附条件批准上市，正式拉开了肝癌免疫治疗的序幕；而真正改写肝癌生存曲线、成为诊疗发展分水岭的，是近3年来免疫联合治疗方案的成熟应用。

2023年至今，肝癌治疗彻底告别单药治疗模式，靶免联合、双免疫联合和靶免化疗联合等多元化综合治疗方案层出不穷，疗效持续突破。以经典的A+T方案（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为例，其生存获益疗效全面超越了索拉非尼单药方案；而我国自主研发的“双艾”方案（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更是创下了目前肝癌治疗关键性研究的最优生存获益，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达到23.8个月。

对比以往数据，2006年前晚期肝癌患者仅接受对症治疗，中位生存期仅3~4个月；索拉非尼时代，患者中位生存期也仅提升至6.5个月。如今的免疫联合治疗模式，实现了肝癌患者生存获益的翻天覆地式提升，彻底重塑了肝癌治疗格局与患者生存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中晚期肝癌一线、二线治疗药物及方案共计29种，而欧美、日本所有获批药物总和仅为12种，这充分彰显了我国肝癌诊疗与科研的领先优势。这一成果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政策支持，也离不开吴孟超、汤钊猷、黄志强和孙燕院士等老一辈专家的奠基引领，以及国内中青年学者的不懈奋斗。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差距，目前肝癌治疗虽然进步显著，但是相较于肺癌、乳腺癌仍然差距较大，有着较大提升空间；比如晚期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90%，而肝癌仅有15%，未来需要持续努力，深耕创新。

秦叔逵教授大会现场掠影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原研药物和临床研究数据登上像ASCO、ESMO等国际学术舞台。在您看来，目前“中国声音”在全球肝癌诊疗规则的制定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未来我们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

秦叔逵教授

我国人口占全球18.9%，但是肝癌新发、死亡病例占全球40%以上，且发病数据长期居高不下，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为临床研究提供了海量、优质的病例资源。同时，中外肝癌发病病因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肝癌主要由乙肝病毒感染、黄曲霉素暴露、水污染以及酗酒等因素诱发，而欧美国家肝癌多源于丙肝病毒感染、酒精性肝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机制的差异决定了国外诊疗方案无法完全适配中国患者。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但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探索贴合中国国情、适配中国患者特征的专属诊疗之路。

中国在全球肝癌诊疗研究中拥有独一无二的核心优势。经过数十年深耕，我国肝癌诊疗各领域均已跻身世界前列。比如，在外科领域，吴孟超、汤钊猷和黄志强院士等老前辈开创了肝癌外科诊疗的国际先河，而樊嘉、周俭、董家鸿、陈孝平、王学浩和郑树森院士等，还有沈锋、刘连新和蔡建强教授等一大批顶尖专家，持续引领全球肝癌外科发展。在介入治疗领域，虽然技术起源于日本，但是以滕皋军院士为代表的中国介入专家，将肝癌介入治疗的应用与疗效推向了国际顶尖水平。

近年来，随着国产创新药快速迭代，肝癌内科治疗也实现跨越式突破。更值得欣喜的是，我国肝癌外科、介入、内科领域专家深度协作，打破学科壁垒，联合开展大量的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推动中国肝癌诊疗与研究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此前提到的29种本土获批肝癌治疗药物，远超欧美日的总和，就是我国政府重视支持、民族药企科研团队与临床专家、协同发力的最好证明。

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当前还存在短板与不足。比如，目前肺癌、乳腺癌已经迈入精准诊疗时代，敏感靶点清晰、分子分型成熟，像肺癌的EGFR、ALK、ROS1等靶点，乳腺癌的HER2和PI3K靶点等，为精准治疗提供了明确的依据，确保有效性和安全性。但是至今肝细胞癌领域尚未发现公认的驱动基因，也缺乏成熟统一的分子分型体系。目前国内29种肝癌治疗药物中，仅雷莫西尤单抗和阿可拉定具有对应的疗效预测标志物，因此，在整体精准化治疗水平仍有较大短板。

未来我们的核心发力方向十分明确。一方面，要深耕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向樊嘉院士、周俭院士和沈锋教授等深耕基础、转化实验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大家学习，进一步深入探索肝癌发生、发展的核心机制，挖掘全新治疗靶点、研发新型治疗手段与药物；另一方面，要立足现有的临床资源，依托丰富的获批药物、已有的诊疗团队，优化多学科协作模式，实现多种治疗手段、治疗药物的科学组合、精准联用，最大化提升临床疗效。

总而言之，未来我们既要仰望星空、攻坚基础科研难题，也要脚踏实地、优化现有临床诊疗体系，持续夯实中国肝癌诊疗的全球领跑地位。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您认为未来肝癌系统治疗格局将向哪些方向发展？对于肝癌新药研究的探索，您能给我们有哪些好的建议？

秦叔逵教授

当前肝癌系统治疗已形成单免、靶免联合、双免联合、靶免化联合等多元化模式，现有药物体系已进入阶段性瓶颈，未来肝癌治疗将突破单纯药物治疗局限，迈向多技术、多方案融合的全新格局。

在药物研发层面，未来仍将持续探索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激动剂，丰富肝癌免疫治疗药物体系。而更大的突破将来自新兴治疗技术的临床转化。细胞治疗将成为肝癌治疗的重要突破口，近期国家药监局已经批准针对CLDN18.2的CAR-T细胞用于临床治疗胃癌，而针对肝细胞癌的免疫细胞治疗研究也已取得初步成果。樊嘉和周俭院士团队在ASCO大会公布的针对GPC3的CAR-T早期临床研究效果优异，安全性好，即将启动关键型临床试验，在樊嘉院士和刘连新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多家中心将共同参与和积极推进。除此之外，针对HBV相关肝细胞癌的TCR-T溶瘤病毒、分子疫苗以及新型ADC等创新疗法，也在持续研发与临床探索之中。

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未来肝癌治疗的核心原则始终不变：在疗效提升与安全可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为患者提供更高效、更安全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您长期深耕消化系统肿瘤新药临床研究，国产创新药在肝胆、胃肠领域临床证据持续丰富，结合本次BOC收录的本土研究，您如何看待国产药物未来在消化肿瘤领域的研发与临床应用前景？

秦叔逵教授

国产消化肿瘤创新药物的快速研发，依托于国家战略、行业发展、产业升级的全方位支撑，前景十分广阔，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国家战略强力赋能。2015年“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基本战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将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15%以上，为肿瘤防治、创新药研发指明了清晰方向。同时，国家科技部、卫健委、药监局等多部门持续出台扶持政策，为国产创新药研发、临床转化、上市应用提供了完善的政策保障。

第二，国内临床研究体系日趋成熟。CSCO成立30年来，始终以推动规范化GCP临床研究、普及循证医学以及推广个体化精准治疗为核心使命。经过长期持续的教育培训、学术推广与临床实践，国内肿瘤临床研究水平大幅提升。据统计，国内90%以上的肿瘤高质量临床研究均由CSCO成员完成，具有扎实的临床研究功底，为国产创新药的临床验证与应用奠定了核心基础。

第三，民族制药企业全面崛起。过去我国肿瘤药物以引进进口药为主，如今国产创新药已经实现反向输出，出海成果持续突破。去年国内药企海外合同出口金额高达1356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金额就突破600亿美元，充分体现印证了民族药企对于国产创新药的研发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恒瑞医药、豪森、先声、石药以及齐鲁公司等头部药企，已从单纯的“引进消化吸收”转向自主原创研发，进步显著。

第四，全产业链配套完善。目前国内已形成涵盖药物靶点筛选、工艺革新、临床研究、数据处理、生物统计、CRO以及SMO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全链条协同发力，为消化肿瘤创新药的研发提供了全方位支撑。

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正视差距。目前国内多数创新药仍以me-better类药物为主，first-in-disease和first-in-class的源头原创药物较少，这也是行业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过程。不过当前行业已经进入转型关键期，国内药企与基础研究机构、与临床团队深度绑定，立足临床真实需求去开展原创研究，才能逐步突破源头创新难题。

此外，当下人工智能AI技术进步迅速，如火如荼，正在应用于药物研发，可以高效助力靶点筛选和临床前实验研究，大幅提升研发效率，值得重视提倡；但是必须明确，AI和动物实验数据仅能作为参考，决不能替代人体临床试验，“AI点头、动物点头不等于人点头”，临床研究中研究者的能力经验、受试者的客观反应和科学真实的临床数据永远无可替代。

未来创新药研发要坚持“双向思维”，既要做好顶层设计、以始为终，布局前沿研究，更要立足临床痛点、以终为始，围绕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开展精准研究，解决问题。而整个行业整体需要戒骄戒躁、持续深耕，积极缩小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落实国家肿瘤防治战略要求，持续推动国产消化肿瘤创新药的高质量发展，为患者带来更多的获益，助力实现“健康中国”。

专家简介


秦叔逵  教授

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钱塘学者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和南京天印山医院荣誉院长

教授、主任医师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亚洲临床肿瘤学联盟（FACO）常务理事

国际肿瘤免疫学会（SITC）和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常务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胰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CSCO基金会监事长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血液和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核心专家

国家卫健委肿瘤学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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