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杭州，学术与湖山同辉。第十六届浙江大学大肠癌学术论坛于2026年5月15~17日在杭州隆重举行。本次大会以“结直肠癌多学科规范化以及精准化诊治”为主题，聚焦临床研究最新动态，探讨学术争议热点。

大会现场，《肿瘤瞭望消化时讯》有幸邀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张苏展教授进行专访。在本次专访中，张教授围绕本届论坛的学术创新亮点、结直肠癌早筛推广的障碍与对策、精准医疗时代MDT模式的转型路径，以及中国方案在国际舞台上的优势与融合方向等核心议题，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学术洞见，分享了深刻而务实的观点，为结直肠癌的诊疗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问题一

您认为2026年浙江大学大肠癌学术论坛最突出的学术亮点或创新之处是什么？您希望这届论坛在推动国内结直肠癌诊疗规范化与同质化方面，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

张苏展教授

浙江大学大肠癌学术论坛至今已举办十六届。在每一届会议的设计中，我们始终希望它能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首先，我们注重引进和探讨更多的创新内容。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介绍一项国际或国内的重要临床试验，让大家被动接受结果。我们更希望在会议上，能够针对那些已经获得国际认可的临床试验，认真地回过头去审视其研究设计、执行过程以及结果，分析它们在哪些方面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哪些方面仍存在未解之谜，哪些地方可能存在偏差。这样的批判性分析，才能为我们今后开展自己的临床试验提供更好的启示。

其次，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动我国结直肠癌诊疗的规范化与同质化。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层级医院的诊疗水平差异较大，这项工作不可能通过一次学术会议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多方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需要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要求，学会组织制定统一规范，再通过学术会议等平台推广这些规范，帮助基层医生提升能力。在本次大会上，我们专设了“CSCO结直肠癌指南巡讲”环节，旨在通过指南巡讲，并结合我院一直在推进的“下基层”“山海工程”等实践抓手，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规范理念推广到基层。当然，前面的几步都很重要，但最关键的一步是基层医生要“会用”。从有了临床试验结果和指南更新，到通过巡讲把内容传递给基层医生，再到他们从“知道”转变为“会做”，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单靠学术会议很难完成这一转化，而需要依赖更加系统、持续的能力建设模式。例如，我院正在开展的“结直肠癌外科学院”项目，可以让基层医生有机会“走上来”，也让上级医院的医生有机会“沉下去”。通过双向、深入的交流，逐步帮助基层医生从“知道”转变成“会做”。只有这样，结直肠癌诊疗的规范化、同质化才有可能逐渐实现。

问题二

本次会议高度关注结直肠癌早筛。您认为我国在结直肠癌早筛的推广过程中，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有哪些？在公众认知提升、卫生经济学评估以及筛查策略优化等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张苏展教授

在我国，要进一步提升筛查在结直肠癌预防中的获益，需要克服以下两个关键“障碍”：

第一，提高普通人群对筛查的认可率。目前，我国已经在天津、上海、浙江等多个省市启动了由政府组织的全人群结直肠癌筛查工作。然而，筛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群众的积极配合。我们需要持续加强科学宣传，帮助公众正确认识筛查的价值，增强对筛查项目的信任感，进而主动参与其中。

第二，进一步优化筛查方法，提升精准度与可及性。由于筛查面向的是尚无症状的普通人群，其本身属于相对不那么精准的检查手段，且所选用的方法不宜过于昂贵或具有明显创伤性。目前常用的筛查方法之一是肠镜检查，但肠镜属于侵入性检查，对普通人群而言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感，并伴有并发症风险，如活检后出血、肠道穿孔等。因此，应加快推广更为优化的筛查方法，例如粪便DNA检测、基于ctDNA的血液检测等。目前已有部分产品问世，但成本较高，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未来，国家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并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提高筛查的成本效益和精准度。

总之，如果能够实现公众的积极参与，同时不断提升筛查方法的精准性与可及性，我相信筛查一定能为我国结直肠癌的疾病防治带来显著获益。

问题三

作为国内结直肠癌MDT模式早期的倡导者，您认为在当前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飞速迭代发展的背景下，MDT应如何发挥平台优势，将前沿基础研究成果高效转化为可落地的个体化治疗策略？

张苏展教授

近年来，结直肠癌精准治疗药物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回顾过去，自抗EGFR单抗和抗VEGF单抗问世之后，该领域经历了大约十年较为沉寂的时期，针对BRAF、KRAS等特殊基因突变一直缺乏新药。但近些年，相关临床研究逐渐取得突破，并陆续推向临床，使得结直肠癌的精准治疗药物选择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MDT应当抓住契机，从过去常规的MDT逐渐向精准医疗下的MDT转变。

要实现精准医疗下的MDT，首要前提是“诊断为先”。这里的“诊断”内涵更为广泛，不仅包括明确肿瘤的部位和病理类型等，更要求在治疗启动前完成精准的分子分型。近几年来，这一趋势愈发明显。例如，dMMR型与pMMR型结直肠癌的治疗策略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早期还是晚期；KRAS G12C、G12D及pan-KRAS抑制剂也陆续进入临床研究；针对BRAF V600E突变型结直肠癌的BREAKWATER研究也已推进到一线治疗。可以说，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如果没有精准的分子检测，所谓的MDT只能是“隔靴搔痒”，难以触及要害。因此，精准诊断是开展精准MDT最关键的第一步。

在完成精准的分子分层之后，第二步是将这些新研究成果尽快体现到临床指南中。在指南编写过程中，我们应当把精准医疗下“诊断为先”的理念贯穿始终，除了明确诊断为结直肠癌，还应尽早阐明其分子分型。只有在这些信息都清晰的前提下，才能对患者实施精准治疗。如此一来，MDT才能落到实处，精准医疗下的多学科综合诊治才不会沦为空谈。

问题四

中国医学正加速走向世界，本次大会也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在结直肠癌精准治疗方面，您认为“中国方案”的优势体现在哪里？与国际相比，我们在科研与临床实践中存在哪些差异？未来如何更好地实现中西方融合？

张苏展教授

近年来，无论是在国际学术舞台还是在国内的临床实践中，由中国医生制定的指南方案以及临床研究报告已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以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为例，据称我国将有超过90项重要口头报告亮相，数量逐年刷新历史记录。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临床研究成果的“井喷”？我认为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创新沉淀。医药行业的蓬勃崛起，为中国方案在国际上日益出色提供了重要支撑。前几年医药工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些利润被有效转化为对新药研发的持续投入。随着新药、新方案不断涌现，临床医生开展临床试验的机会也显著增多，从而推动了中国方案在国际舞台上的频频亮相。以我国结直肠癌指南编写近十年的历程为例，过去我们基本是跟随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指南或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国外做了什么研究、取得了什么改变，我们就相应调整。但近几年，国内涌现出许多国际首创的药物，中国医生牵头开展的研究不仅在国内进行，还主导了大量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并取得了优异的结果。因此，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

第二，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带来的病例资源与研究效率优势。在国际上开展一项临床试验，往往需要动员众多研究中心，有些医院只能提供个位数病例。而在我国，一家三甲医院针对某种特定疾病，一年内就可能收治上千例患者，经过筛选后符合入组条件的病例数量自然更多。因此，我们能够相对较快地完成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然而，这种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特点在带来优势的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短板。我国头部医院与基层医院之间的医疗水平差距，远大于国外。国外的国家体量较小，从上级制定方案到基层落实，可能只需“两三步”；而我国如果提出一个中国方案，要真正落实到县级医院，使其按照该方案为患者带来获益，所需跨越的“步数”要多得多——无论是设备配置、药物可及性、人员培训，还是各地医保政策的适配，我们都面临更长的路径。因此，在推动中国方案尽快普及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发挥地大物博、病例资源丰富的长处，也要正视区域差异大、落地慢的短处，从而让患者能够更快、更广泛地获益于中国方案所取得的进步。

专家简介


张苏展 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肿瘤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前任主委
CSCO结直肠癌专业委员会前任主委
国家卫健委大肠癌早诊早治专家组组长
实用肿瘤杂志主编
国际大学结直肠外科协会区域主席  
主要学术贡献
主持制定国家卫健委癌症早诊早治公共卫生项目的《大肠癌早诊早治技术方案》；
主持制订国家卫健委大肠癌多学科（MDT）的规范和指南文件
主持制定国家卫健委和CSCO结直肠癌诊治指南相关学会
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863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浙江省重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等。以通讯作者先后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Cancer Letter、BBCR和Cancer Prev Research等期刊上发表SCI论文数十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三等奖各1项,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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