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回大地，万物生辉。2026年4月17~18日，“2026北京胃肠肿瘤学术会议”于首都北京隆重召开。本届大会以“精准·融合·创新·共赢”为主题，汇聚国内胃肠肿瘤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与菁英学者，共探前沿进展，共绘发展新篇。

大会现场，《肿瘤瞭望消化时讯》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武爱文教授进行专访。在本次专访中，武教授立足结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器官保留的临床实践与决策难点，深刻阐述了患者筛选的关键维度、等待观察策略的实施挑战，以及精准医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前景，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洞见。

专家简介


武爱文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北京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北京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抗癌协会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实验和转化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等待观察研究协作组（CWWD）发起人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医师分会TaTME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胃肠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手术技艺研究会委员
·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全国胃癌学术会议（2013-2016）秘书长
·第十二届国际胃癌大会秘书长（2017）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在结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实现器官保留的过程中，您认为哪些患者筛选标准最为关键？临床医生应如何平衡肿瘤根治的安全性需求与患者对器官功能保留的强烈意愿？

武爱文教授

近年来，结直肠癌的器官保留已成为专业领域和患者群体中都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不仅反映了医生群体致力于满足患者需求的努力，也回应了患者对于保全功能、提升生活质量的深层愿望。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目前这一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在推进器官保留的过程中，我们仍需特别谨慎地权衡肿瘤学安全性与患者意愿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医生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可基于以下三个维度的综合考量：

第一，肿瘤部位与器官保留的必要性密切相关。对于低位直肠癌患者，若行传统腹会阴联合切除，意味着切除肛门并做永久性造口，对患者损伤极大，这类患者属于器官保留的“刚需”人群。对于中段甚至上段直肠癌，部分患者治疗后可能出现严重的低位前切除综合征等并发症，如果术前评估预计并发症发生风险较高，这部分患者也可作为器官保留的潜在人群。相比之下，结肠癌患者通过传统手术即可获得很好的根治效果，器官保留的必要性和诉求相对没有那么强。因此，医生应结合患者的诉求与保留器官的实际必要性，提供合理的建议。

第二，肿瘤分期及病理学特点可影响器官保留的安全性。如果肿瘤分期较晚，治疗后肿瘤退缩程度不足，进行保留器官极不安全。通常，只有当肿瘤在治疗后达到或接近临床完全缓解标准时，才可设计相应的器官保留策略。从分子分型来看，微卫星不稳定/错配修复缺陷（MSI/dMMR）的患者，尤其是直肠癌患者，在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后，绝大多数能达到极高的缓解率，是实现器官保留的理想候选者。整体需要重点评估患者肿瘤负荷、大小、形态、侵犯肠壁周径、局部分期、淋巴结转移情况以及组织学类型等。一般来说，高危型直肠癌不建议尝试器官保留；中低危型患者，只有在肿瘤极度靠近肛门、传统手术需行腹会阴联合切除时，才考虑器官保留策略。

第三，患者的意愿、依从性及随访能力同样关键。除了治疗本身，治疗后的随访和复查同样是整个治疗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如果患者不能完成后续随访，治疗只算完成了一半。因此，医生需要全面把握患者的情况，包括其意愿、经济条件、依从性、性格特点以及心理状态等。只有在患者能够积极配合长期随访的前提下，器官保留方案才是可行的。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目前实现器官保留的临床路径，如“观察等待”策略，仍存在一定争议和挑战。从您的经验来看，当前实践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您对优化这些路径（例如影像学评估时机、随访方案）有何具体建议？

武爱文教授

在等待观察策略的实施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和挑战。结合临床经验，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及优化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患者筛选的决策难点。在是否建议患者采用等待观察策略，或面对患者主动诉求时如何回应方面，关键在于上述提到的前期评估。我们需要明确拒绝那些不适合该策略的患者。尽管适应证和适用人群的标准仍在不断演变，细节上可能存在争议，但整体上已形成一定的共识。

第二，卫生经济学与患者负担的权衡。我们需要意识到，等待观察策略虽然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总体更优，但对部分患者和家庭而言，其心理、经济和时间负担反而更高。相比之下，传统手术或新辅助治疗后的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可能更为直接，疗效也更加确切。因此，是否推荐等待观察，需结合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整体情况个体化决策。

第三，在新辅助治疗的策略选择上也存在争议。是直接采用最强方案，还是逐步递进？许多医生为追求临床完全缓解，倾向于将所有治疗手段（放疗、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一并使用。但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叠加可能带来的毒性和损害，且其疗效也未必优于传统方案。事实上，既往直肠癌治疗数据显示，单纯化疗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约为15%，单纯放疗或放化疗也大致相当；全程新辅助治疗（TNT）可达25%~30%，而TNT联合免疫治疗（iTNT）约40%。虽然整体比例在提升，但对个体而言，疗效只有“有”或“无”。因此，序贯性评估至关重要。先给予初步治疗，观察肿瘤是否退缩。若退缩，说明肿瘤生物学行为良好、对治疗敏感，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可能性大；若退缩不明显甚至进展，则可能性极小。通过尝试性治疗和评效，可以动态观察并筛选获益人群。

第四，需要设定一个恰当的决策节点，明确何时放弃等待观察。随着治疗周期延长，残留的肿瘤细胞可能导致局部再生或复发转移。目前技术尚无法精确判断，但一般建议在16~24周内做出决策。不同治疗手段（如单纯化疗、单纯免疫治疗、放化疗、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退缩模式可能不同，节点可能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必须设定一个时间节点。

第五，随访频率与内容的优化。指南通常建议初始2年内每2~3个月随访一次，后续每3~6个月一次。但需根据肿瘤位置、初始负荷等因素个体化调整，不仅要随访局部，也要关注远处转移。此外，每次随访的项目和全面程度也值得商榷。

尽管存在上述诸多争议，但我们整体的原则十分明确，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最简单、最经济、最无创的方法，序贯性地开展等待观察工作。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展望未来，您如何看待精准医学（如分子标志物分层）、液体活检（ctDNA监测）以及人工智能（影像或病理辅助决策）在指导结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个体化器官保留决策中的应用前景？哪些技术有望率先突破并进入临床常规？

武爱文教授

在实施个体化器官保留策略的过程中，确实需要引入新的技术手段。目前，传统的内镜、核磁共振及常规临床检查等已难以满足临床需求。

首先，关于精准医学中的分子标志物分层。直肠癌领域的分子分型已取得重要进展。除了相对成熟的微卫星状态和错配修复蛋白检测外，针对RAS突变、RAF突变、HER2扩增/突变以及NTRK融合等标志物的研究也获得了新的数据。这些分子标志物与药物治疗后pCR率等数据之间的关联，将为直肠癌器官保留的个体化策略选择提供重要的数据基础，这一点尤为关键。

其次，关于液体活检技术。除了传统的组织学基因检测外，通过循环肿瘤DNA（ctDNA）、循环肿瘤细胞（CTC）等检测技术进行疗效评估、动态监测及分型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已有数据表明，基于ctDNA分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检测状态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在接受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或成功进入等待观察的患者中，ctDNA清零的概率很高；反之，若ctDNA未能清零，则提示体内可能存在残余肿瘤（无论是局部残留还是远处转移），这一判断的可靠性较高。

最后，关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在临床实践中仍面临挑战。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影像组学，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和成果报道，但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很大问题，例如不同设备（核磁、CT）的扫描参数、所采用的模型和算法，其一致性和可控性仍然不足。未来，通用人工智能及新型模型能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深入探索。一方面需要整合影像学数据（如核磁、内镜）以及组学等多维信息，另一方面亟需建立标准化程度更高的数据集。此外，面向大样本人群的数据采集与长期随访也仍需持续积累，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推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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