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手术台的无影灯照亮捐赠者冰冷的躯体，当医院走廊传来等待移植家属的屏息期盼，生与死的边界便在器官移植这场特殊的“传递”中变得柔软。Anudari Zorigtbaatar博士以医者与女儿的双重视角，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离别与重逢的生命画卷——从12岁那年迪士尼之旅的突发呕血，到父亲两次肝移植的跌宕起伏，再到自己手持捐赠器官时与父亲肾脏移植的奇妙巧合，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器官移植从来不是冰冷的医学流程，而是一场跨越生死的“生命接力”。

文中的“枫叶队球迷捐赠者”与“爱跳舞的父亲”，本是平行世界里的陌生人，却因一颗肾脏产生了超越时空的联结；作者曾为电影里的父女共舞落泪，最终却在现实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舞伴与时光。这些“偶然”的背后，是捐赠者及其家人的无私抉择，是医疗团队的坚守付出，更是生命本身对“延续”的执着渴望。

在医学技术不断突破的今天，这篇文字更像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见，每一次器官移植都是“死亡”向“生命”的躬身致敬，是个体命运与他人故事的温柔相拥。当作者在手术室里为捐赠者低头致谢时，她致敬的不仅是逝去的生命，更是人类面对苦难时最珍贵的善意与勇气。而这份跨越生死的“共舞”，也终将在更多人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让生命的意义在传递中愈发厚重。以下为Anudari Zorigtbaatar博士在NEJM上的自述。

一、缘起：一场生日旅行，揭开十年病痛序幕

对我而言，器官移植承载着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作为一名外科住院医师，深夜里为救命器官包裹冰块时，双手传来的寒意至今仍清晰可感；但作为女儿，我仍记得医院来电告知“有适合您的肝脏了”时，父亲眼中涌出的喜悦泪水。

早在我出生前，父亲的身体就已欠佳，但我真正意识到他病情的严重性，是在我们全家去迪士尼世界的那次旅行中——他突然开始大量呕血。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听说了“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这个术语。那次本是为庆祝我12岁生日的旅行，却成了十年痛苦历程的开端。

多年来，我们渐渐习惯了父亲因肝性脑病发作时茫然失神、目光呆滞的模样，也习惯了在急诊科度过一个个无眠之夜。那时我还是个青少年，对器官移植背后的复杂流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是能让父亲多陪我们一段时间的最后希望。

我曾在电影里无数次看到父女共舞的场景，每次都忍不住落泪——我总在提前哀悼那些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拥有的回忆。但这些泪水我从不敢让家人看见，我努力扮演好家里最开朗的小女儿角色。因为在那时，乐观是我们唯一的支撑。

二、起伏：两次肝移植，在希望与煎熬间徘徊

接到医院电话的那天晚上，我们驱车几小时赶往医院。车厢里一片寂静，却又弥漫着难以言喻的情绪——有激动，但更多的是恐惧。而父亲向来如此：移植手术后才一周，他就不顾身上的引流管和中心静脉导管，在医院外跳起舞来。那场景，像一场奇迹。可我很快便明白，有些奇迹或许转瞬即逝。

我已经记不清医生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她话语中的沉重感至今难忘：移植的肝脏正在逐渐衰竭，父亲需要重新排队等待供体。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过得格外缓慢，每一秒都充满煎熬。父亲的笑声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心疼的虚弱——他瘦得脱了形，仿佛只剩一副骨架裹着薄薄一层皮肤，一阵微风都能将他吹倒。母亲无数次开车带我和哥哥去另一个城市看望住院的他，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我们在候诊室里、在他的病床边完成作业和学校项目，直到某天，又一个合适的肝脏出现了。

第二次移植手术很成功。但这一次，我们的希望带着谨慎，喜悦也格外脆弱。直到看到他以健康人的姿态走出医院、迈出第一步，我们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父亲不再只是“活着”，他真正重新“生活”了。

三、共情：手术室里的默哀，连接陌生的生命

如今，作为一名外科住院医师，我有幸照料移植患者，也参与过远近各地的器官获取手术。每次获取手术开始前，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会暂停片刻，向供体捐赠者致敬。每当这时，我会闭上眼睛、低下头，轻声道谢——不仅感谢眼前这位捐赠者，也感谢那些曾拯救过父亲生命的捐赠者。

在默哀前，我们有时会听到关于捐赠者的一些故事。这些零星的生命片段，为原本冰冷、无菌的手术室带来了难得的暖意。有一次，移植协调员说，这位捐赠者“毫无疑问是多伦多枫叶队最忠实的球迷”。我是魁北克人，这辈子都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的粉丝。尽管两队是历史悠久的宿敌，但那一刻，我却莫名地感到一种联结——或许我们小时候，都会在自己支持的球队得分时对着电视欢呼，都会在课间交换冰球卡片。可还没等我细想这些，计时铃就响了，手术要开始了。

那次器官获取手术，在很多方面和以往并无不同：我们遵循既定流程，严格把控时间；双手因接触冰块而酸痛；麻醉师宣布供体心跳已呈直线（供体已确认死亡）；捐赠者身体的冰冷，昭示着生命终结的不可逆。看着眼前的捐赠者，我总在想：他也曾是某个人的孩子、某个人的父母，或是某个人的朋友。而这一次，他还是个枫叶队球迷。或许过去，我们会为不同的球队欢呼，但在这一刻，我们都在为“生命延续”这支队伍而努力。

四、羁绊：一颗肾脏的巧合，命运的奇妙交织

父亲第二次肝脏移植一年后，我考入了医学院。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不再时刻担心他的身体。可这段安心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我上大二时，父亲的身体再次出现问题。变故来得毫无征兆，他需要接受第三次移植，而这一次，是肾脏。与父亲前两次移植时的懵懂无知不同，如今的我已经足够成熟，也具备了一定的医学知识，能够真正理解他病情的严重性。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知识都在暗示：他活下去的概率渺茫。

我一次次找父亲谈话，想说服他接受我的一个肾脏。“我年轻，身体好，平时也爱运动，少一个肾脏完全能正常生活。可我不能没有父亲啊。”我哽咽着说。但每次父亲都坚定地拒绝，他不愿拿我的生命冒险，宁愿选择透析治疗。我的决心，总会在他的坚持面前动摇。

就在我们完成那位“枫叶队铁杆球迷”的器官获取手术后几分钟，我发现手机上满是母亲的未接来电。我急忙回拨，心里满是不祥的预感，可母亲却告知我：医院来电，让父亲去接受肾脏移植。我突然意识到：刚才我们获取的器官中，就有一个肾脏——而我的父母此刻正赶往那个肾脏要送去的医院……难道那个肾脏是给父亲的？我刚才亲手处理过的那个肾脏，会不会即将植入父亲的身体？或许，命运就是如此奇妙，我终究还是“给”了他一个肾脏——只不过，不是我自己的。

五、悟思：生死共舞，让生命在传承中厚重

我从未试图去确认父亲最终是否接受了那个肾脏。不知为何，我总怕一旦得到确切答案，会打破这份微妙的“魔力”。那一刻，巨大的喜悦中夹杂着一丝悲伤——手术台上躺着的，是另一个人的遗体。我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我们家最幸福的一天，或许是另一个家庭最黑暗的一天。那位“枫叶队铁杆球迷”和父亲，或许有着天差地别的人生：一个热爱冰球，一个喜欢跳舞；一个靠双手劳作谋生，一个厌恶体力劳动。但他们或许有着一份未说出口的共同渴望：希望自己的故事能继续下去，无论是以生命的形式，还是以传承的方式。

器官移植，以及我们家与移植相伴的这段旅程，是一段关于“机缘巧合”的故事——生命以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三位捐赠者及其家人的无私奉献，给了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时间。有了这段时间，我得以和父亲在毕业舞会上跳了一支父女舞——就像曾经让我落泪的电影场景那样；不久后，我们还能在我的婚礼上共舞——这个我曾不敢奢望的梦想，如今也即将实现。这些时刻塑造了我，不仅是作为女儿，更是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无论我最终是否会成为一名移植外科医生，我都会永远铭记这份“机缘”——它是失去与重生的共舞，是死亡与生命的共舞，这份震撼与谦卑，将伴随我的一生。

参考资料：Zorigtbaatar A. The Serendipitous Da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N Engl J Med. 2025 Aug 14;393(7):632-633. doi: 10.1056/NEJMp2502925. Epub 2025 Aug 9. PMID: 4078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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