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优化肝癌围手术期治疗策略，首先需明确术后复发的特征与风险。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沈锋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1]，纳入894例接受手术切除的肝细胞癌（HCC）患者，其结果为我们揭示了肝癌术后复发的关键规律。首先，复发时间呈“双高峰”分布（图1左）。研究数据显示，肝癌患者术后1~2年将迎来第一个复发高峰，此后复发率逐渐下降；但在术后2~3年复发率再次上升，并于术后4~5年出现第二个复发高峰。这一“双高峰”特征提示，肝癌术后需长期随访监测，且不同阶段的复发风险可能与肿瘤生物学特性、残留微小病灶状态等因素相关。其次，早期复发患者生存预后显著更差（图1右）。根据复发时间，研究将患者分为早期复发（≤2年）、晚期复发（>2年）与无复发三组。结果显示，早期复发患者的总体生存期（OS）显著差于无复发和晚期复发患者（所有P<0.001）； 从复发后生存期（PRS）来看，早期复发患者的PRS仅为19.1个月，远低于晚期复发患者的37.5个月（P<0.001）。 这一结果强调，降低早期复发风险是改善肝癌术后患者生存的核心目标，而围手术期干预（如新辅助治疗减少微小病灶、辅助治疗抑制残留肿瘤细胞）可能成为关键突破口。 

 1   转化治疗的核心考量：ORR与安全性并重

 《肝癌转化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版）》[2]首次完整建立肝癌转化治疗评估体系，明确了转化治疗方案的选择需优先关注客观缓解率（ORR）与缓解质量（包括肿瘤进展率、缓解持续时间、缓解深度），同时需评估药物安全性对后续手术的影响。而2024版共识[3]进一步强调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ICIs是肝癌转化治疗的重要手段（证据等级3，推荐A），且需在多学科团队（MDT）框架下，关注肿瘤缓解的持续时间和缓解程度，密切监测治疗毒性及其对转化手术切除的可能影响。

 2   FLR不足患者的转化：ALPPS效率优于PVE

对于因FLR不足无法手术的患者，临床常用门静脉栓塞术（PVE）与联合肝脏分路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LPPS）两种方式增加FLR，并且ALPPS较PVE具有较高的转化效率（证据等级2，推荐A，图2）[3]。 

  图2. ALPPS与PVE的差异 

3   创新方案验证：PVL联合“双药”转化成功率达66.7%

     彭涛教授团队开展的PLACES研究[4~5]，探索了门静脉结扎术（PVL）联合卡瑞利珠单抗（PD-1单抗）+阿帕替尼（TKI）用于FLR不足肝癌患者的转化疗效，其结果令人振奋。该研究是一项单臂前瞻性Ⅱ期研究，入组30例FLR不足患者（伴肝硬化者FLR/SLV<40%，无肝硬化者<30%），先接受PVL，再予卡瑞利珠单抗（200 mg iv q2w）+阿帕替尼（250 mg po qd）治疗，直至达到手术标准后行二期肝切除术，此后给予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1年或直至方案规定的终点。结果显示，根据mRECIST标准，ORR达40.0%（CR 13.3%+PR 26.7%），66.7%患者的肝肿瘤动脉期强化面积缩小；76.7%患者影像学评估转化成功，最终66.7%完成二期肝切除术。安全性方面，最常见不良事件为低白蛋白血症，且多为1~2级，未显著影响手术安全性。总之，该研究证实，PVL联合“ICIs+TKI”方案可为FLR不足的肝癌患者提供高效、安全的转化路径。 

 1   新辅助治疗：“ICIs+TKI”实现病理缓解，小肿瘤患者获益更显著    

 夏永祥教授、王学浩院士团队开展的Ⅱ期研究[6]，探索了卡瑞利珠单抗+阿帕替尼用于CNLC?Ⅱb/Ⅲa期潜在可切除肝癌患者的新辅助疗效。研究纳入20例患者先接受3周期卡瑞利珠单抗（200 mg q2w）+阿帕替尼（250 mg qd）新辅助治疗，4周内接受肝切除术，术后再予8周期联合辅助治疗。结果显示，共18例患者完成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术前新辅助治疗。根据RECIST v1.1标准评估，术前ORR为16.7%；根据mRECIST标准，术前ORR达33.3%（图3），66.7%患者肿瘤缩小，肿瘤直径较小的患者更易获得完全病理缓解（pCR），且pCR患者的肿瘤直径显著小于非pCR患者（P<0.05）。此外，在免疫微环境方面，应答病灶（≥50%肿瘤坏死）的CCL13、TNFSF9、IDO1等免疫相关基因表达更高，提示基线免疫微环境状态可能预测治疗应答。 

 2   辅助治疗：纳武利尤单抗、“Durvalumab+贝伐珠单抗”展现复发防控潜力     

对于术后复发高危患者，辅助治疗的目标是抑制残留肿瘤细胞，降低复发风险。两项关键研究为辅助治疗提供了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