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道肿瘤研讨会（ASCO GI）上，TERRIFIC研究首次公布初步结果并以口头报告形式呈现（摘要号：286），为免疫治疗联合放化疗用于局晚期胃癌新辅助治疗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肿瘤瞭望消化时讯》特邀研究者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魏嘉教授，围绕研究设计背景、中期疗效结果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深入解读。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恭喜您团队的研究入选今年ASCO GI口头报告！在局部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新辅助治疗中，目前仍存在多种治疗路径选择。您能否介绍TERRIFIC研究的设计初衷及背景？

魏嘉教授

在晚期胃癌治疗领域，免疫治疗已经被批准并广泛应用于一线治疗，覆盖了目前临床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患者。从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来看，有研究提示，在肿瘤负荷较小或尚未接受手术干预的患者中，免疫治疗可能更具优势。正因如此，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开始将研究视角前移，探索围手术期治疗尤其是新辅助治疗阶段引入免疫治疗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从全球研究进展来看，已有研究为这一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MATTERHORN研究已报道，在胃癌围手术期治疗中，PD-L1抗体度伐利尤单抗联合FLOT方案（5-FU、亚叶酸、奥沙利铂、多西他赛）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病理完全缓解（pCR）率，而且这一近期疗效还进一步转化为无事件生存期（EFS）和生存率获益，为免疫治疗前移至围术期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此基础上，我们团队也围绕放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策略进行了探索。几年前，我们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单臂研究，在分期较晚的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中，评估了PD-1抑制剂联合同步放化疗的疗效（SHARED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该方案在提高pCR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在随访过程中，我们也观察到了患者较为理想的生存结局。

正是在围术期免疫治疗不断深入探索的整体背景下，结合我们前期同步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所积累的积极临床数据，团队设计并启动了TERRIFIC研究。该研究为一项随机、多中心临床研究，共设置三个治疗组：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组、同步放化疗组以及单纯化疗组。设计考虑上，基于RESOLVE研究，围手术期是临床公认的标准治疗；同步放化疗在国内亦已有一定探索基础，例如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开展的5010研究，其前期结果也同样显示在pCR率及后续生存结局方面具有一定改善。

因此，TERRIFIC研究希望通过这一随机、多中心的研究设计，系统回答两个关键问题：在围术期尤其是新辅助治疗阶段，免疫治疗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在免疫联合治疗中，哪一种方案可能是更优的组合。希望借此研究为临床实践中免疫联合治疗策略的应用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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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TERRIFIC研究目前公布的结果来看，替雷利珠单抗联合放化疗这一新辅助方案在疗效方面的结果如何？与传统放化疗或化疗方案相比，其整体安全性和耐受性表现如何？

魏嘉教授

在今年的ASCO GI会议上，我们首次报告了TERRIFIC研究的中期分析数据。研究共入组87例患者，其中72例已接受手术治疗。虽然本研究的主要终点为意向性分析（ITT）人群的pCR率，但在当前这一时间点，仍有十余例患者尚未完成手术，因此在此次中期分析中，我们认为已接受手术的人群更能反映pCR的实际情况。

在这72例完成手术的患者中，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组的pCR率达到32.1%，同步放化疗组为22.2%，而单纯化疗组的pCR率为5.9%（与既往RESOLVE研究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从这一结果来看，PD-1联合同步放化疗在局部进展期胃癌中的近期疗效具有一定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入组患者的基线特征整体偏晚：超过58%的患者临床分期为T4a/b，约85%的患者为N2/N3分期。在此背景下，从主要病理缓解（MPR）的结果来看，所有包含放疗的治疗组MPR率均明显高于单纯化疗组。这一发现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相对意外但具有启发意义的结果，提示放疗本身在提高病理缓解方面可能发挥了积极作用，无论其是与化疗联合，还是与免疫治疗及化疗联合。

TERRIFIC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部分随访数据仍在收集中。后续我们将进一步观察，pCR和MPR的提升是否能够转化为长期生存获益。与此同时，研究中也正在开展一系列生物标志物相关分析，以期从机制层面探索含免疫治疗的联合方案中，不同患者获得疗效差异的潜在原因，为后续治疗策略的优化提供更多依据。

肿瘤瞭望消化时讯

结合TERRIFIC研究的探索性结果，您如何看待免疫治疗在局部晚期胃癌/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潜在定位？未来在患者筛选、治疗方案优化或多模式联合方面，还有哪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魏嘉教授

在局晚期胃癌的新辅助治疗领域，免疫治疗正在逐步进入临床研究和实践视野。无论是MATTERHORN研究，还是国内正在开展的PD-L1抗体联合SOX方案的相关研究，尽管部分数据尚未正式发表，但从目前已公布的中期结果来看，都显示出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潜在定位。

但在具体实践中，免疫治疗究竟应当联合哪一种治疗方案并不仅仅取决于疗效或生存获益本身，还需要综合考虑临床可操作性，包括患者对治疗的毒副反应管理、耐受程度，以及能否完整完成全程治疗方案。以MATTERHORN研究为例，其采用的是FLOT三药化疗方案联合免疫治疗。而在中国人群中，无论是在晚期还是围手术期治疗中，临床上普遍观察到三药联合化疗在术后阶段的耐受性相对较差。因此，这类联合方案是否为最优选择，仍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探索和验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患者选择策略。在TERRIFIC研究中，我们在入组时并未基于生物标志物进行患者筛选。但在围手术期治疗领域，对于MSI-H胃癌患者，目前已逐渐形成共识：无论是单免还是双免，含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或围手术期方案均具有明确的合理性和潜在优势。

除此之外，是否需要在更广泛人群中进行进一步的患者筛选，则可能取决于具体的治疗方案设计。例如，沈琳教授团队牵头开展的PD-1抗体联合SOX方案的临床研究，纳入的是PD-L1 CPS≥5分的患者人群。从我们既往开展的单臂研究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TERRIFIC研究来看，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提示，在含免疫治疗的治疗组中，CPS表达水平与肿瘤病理退缩程度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相关性。

因此，我认为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治疗决策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围绕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免疫治疗策略，仍有诸多关键问题有待回答：例如，最优的化疗联合方案是什么？局部放疗在带来影像学退缩和病理缓解的同时，如何进一步转化为长期生存获益？免疫治疗的“伴侣”选择可能有多种组合，如何在疗效、安全性和长期生存之间取得最佳平衡，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目前已有多项相关研究正在持续推进中。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和更多研究结果的公布，未来我们有望获得更加成熟的数据和更高等级的循证证据，从而逐步回答这些关键问题，并不断优化局晚期胃癌的治疗策略。

专家简介



教授、博士生导师
鼓楼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分会青委副主任委员。
主持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
在Cancer Cell, J Clin Invest, Nat Commun, Cell Research, The Lancet, Ann Oncol, EMBO Mol Med, Cell Rep Med, J Natl Cancer Inst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多篇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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