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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三军教授：解码大肠癌MDT核心精髓，展望3.0智能融合新图景丨第十届国家癌症中心结直肠癌学术会议

发表时间：2026-02-06 22:30:52

编者按

由国家癌症中心、北京肿瘤学会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承办的“第十届国家癌症中心结直肠癌学术会议”已于2025年10月24~26日在北京举办。当前多学科综合治疗（MDT）作为肿瘤诊疗的核心模式，其规范化建设与创新发展始终是行业焦点。对此，《肿瘤瞭望消化时讯》有幸在大会现场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蔡三军教授进行了专访。在本次专访中，蔡三军教授从理念溯源到实践精髓，从发展瓶颈到升级路径，为我们层层拆解了MDT的发展逻辑——既阐明了高效规范MDT所需的医院支持、专家引领与资源统筹三大核心要素，也点出了从“形似”到“神似”需跨越的组织规范化与科研驱动两大关卡，更前瞻性地勾勒了MDT 3.0与AI、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度融合的临床-研究协同新图景。蔡教授的分享，不仅为结直肠癌MDT的优化提供了实操指南，更折射出我国肿瘤诊疗模式从“单兵作战”向“集团作战”升级的时代脉络，为行业发展带来深刻启示。

专家简介

蔡三军教授

复旦大学大肠癌诊治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癌多学科首席专家

CSCO肿瘤营养专委会前任主委

CSCO大肠癌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医师协会MDT专委会副主委

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大肠癌专委会主委

上海市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前任主委

2019年第三届国之名医-卓越建树奖

2021年度肿瘤科研专家荣耀先锋榜“研”值巅峰奖

2022年度肿瘤科研消化系统-卓越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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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将MDT简单理解为多科会诊，在您看来，一个真正高效、规范的MDT，其核心的精髓是什么？如何具体地体现在每一位患者制定当下最优和全程管理的诊疗方案上？

蔡三军教授：MDT理念于20世纪90年代末传入中国，其兴起源于大肠癌治疗模式的变革。过去，大肠癌治疗以外科为主导，诊断与处理完全依赖手术，因当时放疗、化疗技术发展有限，治疗方案较为单一。随着化疗、放疗技术成熟，内镜诊断与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病理诊断从传统HE染色、免疫组化扩展到分子检测，多维度诊疗需求日益凸显。

此时，临床实践面临新挑战：各科室各自为战——外科直接手术、内科先行化疗、放疗科优先放疗，缺乏协同。为此，需建立协调机制以优化诊疗路径，确保各治疗手段科学整合。在此背景下，大肠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应运而生。国内MDT雏形始于2000年后优质医学中心，2005~2010年逐步普及。

相较于普通病例会诊，大肠癌MDT具有两大特征：其一，覆盖肿瘤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等所有相关科室；其二，建立固定时间、地点及规范的讨论制度，由首席专家主导全程病例管理——从单次方案制定到多次动态调整，贯穿治疗全周期。

优质MDT中心的运作需三大核心要素：其一，医院强力支持。例如我院已设立15个MDT团队，覆盖全瘤种，要求医师在MDT框架内协作，保障团队稳定性。其二，首席专家需兼具技术优势、管理能力和学术前瞻性，兼顾团队协作与弱势科室支持。例如，作为外科首席专家，我需更多关注内科、放疗科等相对弱势学科的发展，而非仅聚焦外科本身。其三，临床资源需高效统筹，实现各学科共赢。以我院为例，MDT实施后，内科专家门诊量激增、放疗科患者排队现象显著改善，印证了规范化治疗使"该放疗的放疗、该化疗的化疗"的实效。

MDT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治疗方案的精准制定与执行，更促进年轻医师成长、学科协同发展及患者信任度提升。我院MDT建立初期年肠癌收治约400例，如今已突破6000例，患者慕名而来，印证了MDT作为提升肿瘤诊疗质量核心抓手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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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MDT模式已经广泛普及，但不同医院、不同团队的实施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您认为当前阻碍中国MDT模式从有到优、从形似到神似发展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蔡三军教授：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递进阶段：理念普及、组织构建与持续优化，各阶段均体现从认知到实践的系统性演进。

第一阶段：理念认知深化。多学科诊疗理念起源于肿瘤领域，经过多年实践已形成共识——当前绝大多数临床医师已充分认识到MDT的核心价值。随着医学发展，这一模式已从肿瘤专科扩展至全科疾病管理。例如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复杂病种均需多学科协同，因单病种常涉及影像、病理、药理、康复等多维度交叉，唯有通过跨学科研讨才能实现诊疗方案的最优化。

第二阶段：组织架构规范化。部分医院虽跟风建立MDT团队，但早期存在"有形式无实质"的通病：缺乏固定场地、成员构成模糊、会议时间随机、讨论流程无序。典型表现为"临时拉病历、简略述病情、草率定方案"的粗糙模式。而规范化的MDT讨论应遵循严格流程：例如我院多由博士学历医师系统汇报完整病史；影像科医师逐帧解读全部影像资料；病理科医师阐释免疫组化、分子检测等深度病理结果；随后由副教授级医师分析既往诊疗中的疏漏（如诊断误差、检查遗漏），并初步提出治疗方案；当涉及放疗时，由放疗科副教授级医师评估放疗适应证、剂量分割及靶区勾画；最终由首席专家总结诊疗缺陷、明确补充检查项目及最终治疗方案。这种标准化流程确保了诊疗决策的科学性与个体化。

第三阶段：持续优化与科研驱动。MDT的更高层级发展需依托问题导向的科研实践。通过复盘讨论中暴露的"灰色地带"与不足（如某些亚专科技术瓶颈、跨学科沟通障碍），针对性开展临床研究，形成"实践-问题-研究-改进"的闭环。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治疗方案、开发新型跨学科协作工具、制定更精细的专科MDT操作指南等，最终推动MDT从"经验驱动"向"证据驱动"升级，实现诊疗质量的持续跃升。

综上，MDT的发展是医学模式从"单兵作战"向"集团作战"转型的缩影，其规范化的组织形态与科研驱动的优化路径，正是现代医学追求精准、高效、人性化诊疗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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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认为下一代MDT 3.0是怎样的一个图景呢？它应该如何与AI、大数据、基因组学等新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蔡三军教授：MDT 3.0阶段聚焦临床与研究的深度融合。初版MDT侧重体系构建，2.0阶段实现规范化运作，而3.0阶段则强调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科研转化。其核心在于通过MDT讨论发现临床问题，总结并转化为研究课题，推动研究实施与进展。例如，在病例讨论中发现特定临床问题后，可将其转化为研究项目，由研究组深入探究。当前，MDT团队已将超过50%的时间投入研究，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临床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可与AI技术结合，我们可以利用全球多中心数据及AI算法整合分析，提升诊疗方案准确性，优化研究流程，实现降本增效。这种临床-研究-AI协同的模式，能更高效汇总全球信息，为患者提供精准治疗计划，同时通过AI协调监督确保研究顺畅推进。因此，各医疗中心需顺应时代发展，逐步向MDT 3.0模式转型。